1.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关系
中国早期的知识阶层–士，关注的是政治伦理，是如何治国平天下，而不像古希腊知识人士那样热衷于探寻自然规律，也不同于古印度僧侣阶层执着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不懈追问。
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尴尬角色：一方面，他们秉持“道尊于势”的理念，为民代言，企图抑制王权扩张；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独立的组织力量，要依靠王权来向民众传道以达求政治和谐。这样就经常落得两边不讨好。
就个人的人生而言，也是糟糕得很，成天背负着自己根本胜任不了也不该担当的“救民于水火”、“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还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活过得毫无乐趣可言。更有甚者，常常落入“要么成为王权的走狗帮闲，要么成为王权的打击对象，成为落水狗”的可悲境地。
反观西方的两股不同路向的知识人士，却都发展出了各自独立于政治王权的成果和精神领地，成为可抗衡王权的巨大力量–科学与宗教。
西方知识阶层具有“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超然智慧，使其获得了专属于自身的独立力量。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爱因斯坦说“方程对我来说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当前的，而方程却是永恒的”。这充分彰显出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力量无与伦比的信心。
两相对比，中国知识分子则尤显依附、软弱、迂腐！
总结起来，中国知识阶层的悲剧，源于两个不当：
第一、知识领域选择不当，离政治太近，必然容易触碰权力。
第二、角色定位不当，身在学堂，心却在朝野。不能专心致力于学问、学理本身，而是经常跳出来，指点江山。侵入政治家的领地。而且还要既为帝王师又成救民神，实在是角色错乱之极。怎能不自陷于泥潭。说得严重一点，就是自投火海。
两个不当，从心理上分析，首先是“功名心重”使得眼界变浅，关注点只在现世此生，而且又不甘于清心寡欲的只做学问，非得要向君王权贵们讨一点封赏，向朝野广众争一付名头。功名心太重，随着就又生出“不专注”、“不自知”、“不自制”三个要命的毛病来。不能专注于学问本身，不知道自身的力量边界，控制不住自己的热乎劲，非要越界。治理国家那是权贵们的事，救民于水火那也是革命家的志向，于你知识分子何干？
当然、革命家也可能是从知识分子队伍内走出来的，甚至于君王、大臣们在当政之先也可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人士，但是，只要他不再从事知识的研究，从他开始过问政治的一刻起，他就已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就好比那些学而优则仕或一心为此目标而苦读的众学士们，也不能归入这里所讲的“知识阶层”或“知识分子”。
这么算下来，真正的知识阶层人数还真不算太多。大致包括：研究自然科学、数理科学的科学家（各类企业雇用的工程技术人员不算），哲学家，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各类机构聘请的专职咨询师、分析师、研究员不算），文学家、艺术家（写手，演艺人士不算），高级传教士、宗教家（普通僧侣、信众不算）。虽说不多，但对于一个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必然受到前世或当世知识分子的影响。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发端于古代中国知识阶层身上的四大心理病症–“重功名、不专注、不自知、不自制”，也已不同程度地广泛扩散到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人士身上。特别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士，体现更为明显。
因此，正是由于中国的知识传统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心理病症造成了它的软弱依附的可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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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说小知识分子警惕统治者,大知识分子警惕民众
这是由眼界决定的，
小知识分子通常只看到了统治者会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甚至残害人民，只看到了统治者的破坏力
大知识分子却看到如果人民被煽动起来，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想想这几个月香港发生的事，还有去年法国的黄背心，还有远一点的五月风暴。
还有一点，纳粹是怎么上台的，是德国民众用手里的选票把他们送上台的。所以有什么样的民众，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府，就好像民粹的抬头，造成特朗普上台一样。
所以大知识分子才会更警惕民众，更注重引导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