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1949年那么多文人志士去了台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
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
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
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础。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 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
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
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
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 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
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 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
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
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
他们之所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 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
这段短暂而漫长地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
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是因为他觉得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 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
2.抗战时期遭迫害的知识分子
(1)马寅初： 1927年到1937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寻找症结的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全力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1937年到1945年，马寅初继续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横财的罪行。抗战爆发后，马寅初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马寅初的爱国行动、正义行为，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马寅初先后被关进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最后被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家中，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人身自由。/view/33641.htm (2)王实味： 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
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
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
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view/142397.htm。
3.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大体上以同盟会的成立为标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的作用主要是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民主革命的基本原理、纲领等各方面，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后一阶段的作用，主要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与改良派进行斗争；在革命实践上，联络会党，发动新军，进行了武装斗争，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前一阶段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传播民主革命思想。
陈天华、邹容和章炳麟的宣传活动代表着三种类型。陈天华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把要救国必须推翻清政府的道理，讲说得淋漓尽致。
他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狮子吼》，反映着当时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频临危亡时的巨大悲愤。邹容的《革命军》以明朗的语言，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纲领、政策和原理。
如果说陈天华、邹容的宣传活动，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那末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对地主资产阶级或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士绅有着深厚的影响，促使他们从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二、组织革命团体。
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虽拥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基础，但主干是知识分子。 三、提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推翻清政府，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把这场革命斗争提高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 群众的革命运动，促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革命化。
他们传播的民主革命思潮又启发着人民群众的觉悟。反帝爱国运动、抗捐抗税斗争、会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活动，相互激荡，组成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怒涛，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孙中山的建议下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把各种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统一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一支革命力量。据现有资料和回忆录的统计，1905年至1907年间加入同盟会的三百七十九人的社会成份是：留学生和学生三百五十四人，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十人，教师和医生八人，中、小资本家六人。
知识分子占居绝大多数。他们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下，主要展开了以下几方面的革命活动： 一、与改良派进行了尖锐斗争，从根本上摧毁改良主义的思想阵地。
二、参加和组织了武装斗争，促进着民主革命的发展。许多知识分子宁肯冒着生命危险去作封建专制统治的叛逆，而不愿为了荣华富贵去充当清政府的奴才。
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他们以亲临武装斗争第一线为夙愿，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在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七次在华南的武装起义中，许多知识分子摈功名利禄于度外，置生死安危于不顾，冲杀在硝烟烈火之中，表现了灼烁的爱国热情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三、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播下革命种籽，传播革命火花。一些知识分子加入同盟会后在各地建立许多地方性革命团体，通过会党和新军发动群众。
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显得特别活跃。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的民族意识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结合，从爱国发展到革命，挥发出强烈的战斗性。
而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封建意识形态发展得完备而成熟，弥漫于古国的大地，要唤起人们的觉醒，需要一个启蒙运动。可是挽救民族危机已是燃眉之急，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挽救民族危机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紧密结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密切联系，启蒙运动与武装革命并行。
处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就特别显现出来，成为民主革命思潮传播的桥梁，民主革命斗争的先锋。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洋溢着爱国的热忱，用热血浇灌着独立、自由、平等之花。
他们的斗争，打开了人们思想的闸门，思想解放的洪流奔腾向前。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
中华民族仍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呻吟，人民大众还在封建军阀的暴政下哀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每次大的革命运动，总是一场大浪淘沙。
曾经满怀豪情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又带着时代赋予的特点和风貌，优点和局限，经受着时代浪涛的冲刷。有的被反动派残杀了，有的消沉退隐了，有的连整个身心都被黑暗所吞噬，有的加入反动派行列变成“新贵”、或帮凶、或“帮闲”，有的招唤封建主义的幽灵鼓吹复古，有的乞怜帝国主义的施舍甘当洋奴，也有的幻想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
更多的是迷惘、彷徨和怀疑。血腥的现实促使他们猛醒，十月革命的炮声使他们看见了光辉的未来，不久迎来了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开始了新的征程。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知。
4.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风范
古代知识分子的道德风范
第一，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
第二，修身正行，严于律己的风范.
第三，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精神.
第四，奉职循理，守官尽职的态度.
第五，坚守真理，舍生取义的气节.
感想
我们更一步的看清社会，学会更好的思考问题，理性处理事务，从而，在生活中能够不断培养自己具备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祖国的未来在我们脚下延伸，我们肩负着祖国的嘱托和时代的重任，我们一定要不辱使命，尊荣弃耻，廉洁自律，见贤思齐，胸怀大志，为民服务，为国效劳，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着和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