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大革命受害知识分子有哪些
傅雷，与夫人双双上吊而死，原因是在他家里搜出了亲戚寄放在他家里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其子傅聪在此之前为艺术“叛逃”到法国，不知道当时他的心情是怎样的。（1966.9.3卒）
老舍，在太平湖畔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自沉于太平湖。（1966年8月24日卒）
刘文典，文革前期遭到批判，当时年事已高，且患病。当时文革尚出于初期，虽没有后来那么灭绝人性，但他的死有确实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伟大的批判造成的。（1958年7月15日卒）
陈寅恪，坚信搞学术的不应该参加党派，不加人共产党。动乱时期，藏书尽毁，为其心中最大伤痛。（1969年10月7日卒）
马寅初，昔日北大校长，坚持新人口论（即相当于计划生育），为当时政治所不容，在当时遭到批判，让他写检讨，承认自己错误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曾根据大量农村实际调查，写出一部百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本书虽然现在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的决定，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在作者的手中灰飞烟灭。（1982年5月10日卒）
2.归来中主人公的悲剧与时代背景之间有什么联系
可以说是当时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主人公的悲剧，归来的时代背景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全国上下都打击批斗知识分子，归来中陆焉识作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而且是没有道理的，平白无故与妻子分开，受尽折磨之后，终于熬出头，经过好几年，妻子已经不认得他了，还有他的女儿也不认他，因为在文革期间，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人在全国是被鄙视，被欺负的对象，所以他的女儿也厌恶父亲，应该说，陆焉识的悲剧几乎是由这个文革的时代背景一手造成，他是文革期间被无辜打倒批斗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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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臭老九是什么意思
“臭老九”一词的由来和反思 ——熊飞骏 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这顶毛泽东老人家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二十年之久。 这里有必要对“臭老九”这个词的词义作些特别的解释。
“臭”字人们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讨厌的意思，“老九”这两个字就颇令人费解了。 这要从中国的等级制社会说起。
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古至今，中国人依据其社会地位的差别被人为地划分为几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就象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顾名思义，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上被划分为第九个等次。
那是一个绝望的等次！毛泽东老人家还不满足，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那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 知识分子何以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
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帝国的独创。
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
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
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
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
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
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
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 蒙古政府何以如此蔑视并仇视知识分子？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首先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作一简要介绍。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有别于其它群体的特殊社会阶层。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包括科举及第和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人士。他们的唯一功能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和作官。
在谈知识分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它起源于隋王朝，定制于唐王朝，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 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文化素养，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明王朝时期，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考试的内容很狭窄，只考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
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下，知识分子首先要作的事就是应付科举考试。 因此知识分子的知识面也极为狭窄，所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与人类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则很少涉猎。
儒家思想的内赅又是保守和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与现代化和进步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进步的阶级，经常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
传统知识分子科举及第后，接下来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究其实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
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蒙古民族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
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所以他们极端瞧不起知识分子，也仇视造就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并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这一制度。
没有了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的特长便无法施展，他们又没有其它的技能，处境日益被动，最终沦落为连娼妓都不如的“贱民”。 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创造财富，可知识分子则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除了读书做官外什么也不会作。
科举制度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还发展壮大起来。 现代化离不开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知识分子也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学习儒家经典转而学习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和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品格上并无太。
4.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是”臭老九”,那前八位各是什么职业啊
知识分子何以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
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帝国的独创。
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
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
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
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
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
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
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