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士大夫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区别
古代知识分子一般称”士”。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经过夏商周时代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它居于四民之首，但又是贵族等级中最低的一级。”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士是贵族阶级的最低一层，而”士”的上面是‘大夫’下面则是所谓‘庶人’了。在森严的封建体制下，”士”的身份，因此也是比较固定的。”礼记中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尊崇的主要信条。即使不能治国、平天下，至少也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源于社会需要的特定阶层（或职业），其首要特点是拥有知识，并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决定自己的社会行为，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因此任何一种具体文明和特定社会发展下的知识分子所展现的特有性质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它不仅取决于所产生的社会基础，还取决于其所信奉的知识本身，这就是两者的主要区别，相同点都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下特定产物或职业。
2.士文化与知识分子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
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士大夫”出现于战国，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
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僧侣教士。
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密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性担任官员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
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很难区分开来，因为那时读书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只有极少例外。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官没有必然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放弃这个荣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在血统上是一脉相承的。
士大夫在纪元前一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出现在政坛，那时朝庭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轮，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
到了东汉时期，朝庭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更形增加，并终于凝聚成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终成为控制政府的势力，则在唐王朝科举制度确立之后。
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坛全靠贵族的恩赐，如果贵族不推荐，他们就是再有学问和德行也是柱然。因此士大夫对贵族多少有点感恩戴德，施政时不可能不看恩主（贵族）的脸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独立于贵族之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不受贵族的影响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
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士大夫通过公平竞争性考试谋得官职，自认为他们的官职是靠自己的学问挣来的，不是贵族恩赐的，因此也不用对贵族报知遇之恩；相反还认为贵族的显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荫，贵族自己则是不学无术的庸才，不象士大夫一样有真才实学，于是很有点从心底瞧不起。这样，他们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贵族的脸色，还故意和贵族抗衡对着干，中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王朝虽然积弱不振，但却是士大夫的乐园。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弟世家消灭。
唐王朝末期和五代十国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弟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弟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
宋王朝对封爵贵族也同样严格防范，亲王、附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全由士大夫充当。
士大夫不但掌握了全部政权，而且掌握了全部的军权，因为赵姓皇帝为了防止“陈桥式兵变”，剥夺了武将的军权，改由文官统率军队。宋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部长级高级官员，你的出身再高贵，哪怕是皇亲国戚也要受士大夫的领导。
于是士大夫对政府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士大夫在宋王朝如鱼得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言论自由的王朝（这种自由仅限于僚），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
朝庭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随时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批评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确然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士大夫本应利用这种宽松环境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法案，但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窒息了他们的灵性。
他们不但没有利用这个有利制度来促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相反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表反对的言论，目的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施，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元帝国是士大夫的坟墓，蒙古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士大夫失去了作官的机会，在帝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最尊贵的阶层一下子跌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连他们一向瞧不起的贩夫走卒都可在他们面前表现优越感。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
在蒙古政府为帝国人民划分的社会等级中，士大夫屈居第九位，连娼妓也比他们高一个等级。在蒙古人心目中，娼妓能够创造财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阶级；而士大夫则是全靠他人养活的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强悍民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尤其让蒙古人瞧不起的是：这个自以为高贵尊严的群体在淫威暴力的压制下居然能够出奇地忍辱负重，谁也没有拿起武器造反，向执政府讨回尊严，这样的群体真。
3.怎样看待古之“士”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
“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
作为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欧洲有骑士，日本有武士，而中国的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族阶级。
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内容的。
4.
(1)C、士的活动集中表现在“吏”与“师”身上，此话不等于“吏”与“师”集中扮演士，且原文第二段说的是 “以儒教为中心”的“吏”“师”.故选C. (2)B、原文第一段只是说诗人、文士更足以代表“社会的良心” ，并非说佛教徒就不代表.承载士之精神的高僧文中有“济俗”作限定，并非一般高僧.且原文讨论的是 “能 ”“ 足以 ” 的问题，而非 “是”的问题.故选B.(3)C、献身专业工作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更毋说成为其中精英.故选C. 答案：（1）C (2)B(3)C。
5.怎样看待古之“士”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
科塞说，“缺了知识分子，现代文化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让他们的远亲，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 思想史上知识分子最为经典的形象就是苏格拉底了，而正如苏格拉底自称的那样，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城邦的牛虻，以叮咬城邦为己任。然而如今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学院派的了，同时离它的远祖也越来越远了。
而学院制度在本世纪的变化为知识分子带来的主要是职业的压力和知识的门类化，更为重要的是某种制度的约束。 科塞例举了许多不利于理念活动的潜在因素：时间的分配、学术专业化、学术产品的“用户”对专业技术而不是“全面修养”的需求；此外还有学术官僚化的压力、学术市场化的压力。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知识分子对于很多人来说更是个天方夜谭的名词犹如镜中花水中月一般。 他们是零散的，因此他们的影响力也近乎于为零；他们是不自由的。
6.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邓说的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定义为小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力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