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烈；他们成长于新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有的虽然接受过旧式教育，但经新思想的熏陶而与传统决裂；他们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怀有雄心壮志，追求光明，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性情激昂，个性鲜明，敢于挑战 权威，等等。 这些新的时代特征，使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先进群体。
五四运动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序幕，知识分子被新的思想所吸引，形成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
这个转变适应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社会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动向 1911年中国迎来了一场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以中华民国的新政制揭开了与世界近代化潮流相接轨的扉页。
然而，辛亥革命播下的种子并没有获得生长的土壤，曾经对西方民主共和充满憧憬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因为民国初年糟糕的现实而陷入失望和迷茫的困境。 鸦片战争以降，探索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一步步从“天朝帝国”的思想束缚中走出来，将眼光转向世界，努力从西方近代思想武库中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但是，当中国人沿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轨迹，拥有了“船坚炮利”，引进了内阁、政党、宪政等一整套政制，宣传了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社会面貌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观。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皇帝换为总统，王朝变成民国，奴仆改称人民，可社会依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深渊继续沉沦。
这究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之前，迷茫中的知识分子百思不得其解。 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总是与先进思潮相连，知识分子扮演着先进思想担当者的角色。
在先进思潮的嬗变中，知识分子不断进行着反省。首先是参照模式的反省。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最早吸引了知识分子的眼球，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是日本参照模式的临摹。变法运动失败以后，英美模式成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以英美为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革命夭折以后，法国模式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以激进的法兰西革命为榜样的思想启蒙运动继而登场。 其次是制度选择的反省。
基于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揭露和批判，知识分子确立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取向，然而，目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扭曲，知识分子的信心和理念开始发生动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李大钊的这段心语表达了知识分子对民主共和制度选择的怀疑。
第三是思想比较的反省。20世纪初欧风美雨浸润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视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拯救中国之圭臬。
1915年启蒙运动兴起后，各种新主义新思想更使知识分子眼花缭乱，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潮蜂拥而至，迫使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比较作出理性的选择。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处于变动状态。
对民国初期实践的强烈不满构成了知识分子寻求思想超越的内在驱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怀疑和动摇显现出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历史必然。 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集聚 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东方古老文明日渐式微，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思想传统逐渐失范。
因此，传统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遭到破坏，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得以成长，并形成群体取传统知识分子而代之。 19世纪60年代起，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新式教育的诞生开始瓦解传统教育制度，知识分子在经学殿堂之外吸收到“声光化电”一类新知识的养料。
这就为催生新生代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表现出“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思想特征，但作为社会转型期的过渡，已经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
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又发生了群体性的转型，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等一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构成第二个新生代群体。 1915年思想启蒙运动中，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脱胎成型，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经过五四运动而结成近代中国第三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前后新生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人物。他于1913年来到上海，通过商务书店的老乡熟人汪孟邹等的帮助，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以创办杂志为活动方式，广泛联络各地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像胡适、鲁迅、章士钊等人，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聚集在一起的。1916年底，他又到北京活动，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接上了关系，南方与北方的知识分子结盟成群，人员越聚越多，圈子越扩越大。
《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为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阵地，发挥着传播新思想的作用。 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
2.什么是西方古老的世界观
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烈；他们成长于新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有的虽然接受过旧式教育，但经新思想的熏陶而与传统决裂；他们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怀有雄心壮志，追求光明，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性情激昂，个性鲜明，敢于挑战 权威，等等。这些新的时代特征，使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先进群体。
五四运动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序幕，知识分子被新的思想所吸引，形成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
这个转变适应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社会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动向1911年中国迎来了一场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以中华民国的新政制揭开了与世界近代化潮流相接轨的扉页。
然而，辛亥革命播下的种子并没有获得生长的土壤，曾经对西方民主共和充满憧憬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因为民国初年糟糕的现实而陷入失望和迷茫的困境。鸦片战争以降，探索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一步步从“天朝帝国”的思想束缚中走出来，将眼光转向世界，努力从西方近代思想武库中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但是，当中国人沿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轨迹，拥有了“船坚炮利”，引进了内阁、政党、宪政等一整套政制，宣传了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社会面貌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观。“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皇帝换为总统，王朝变成民国，奴仆改称人民，可社会依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深渊继续沉沦。
这究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之前，迷茫中的知识分子百思不得其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总是与先进思潮相连，知识分子扮演着先进思想担当者的角色。
在先进思潮的嬗变中，知识分子不断进行着反省。首先是参照模式的反省。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最早吸引了知识分子的眼球，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是日本参照模式的临摹。变法运动失败以后，英美模式成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以英美为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革命夭折以后，法国模式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以激进的法兰西革命为榜样的思想启蒙运动继而登场。其次是制度选择的反省。
基于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揭露和批判，知识分子确立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取向，然而，目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扭曲，知识分子的信心和理念开始发生动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李大钊的这段心语表达了知识分子对民主共和制度选择的怀疑。
第三是思想比较的反省。20世纪初欧风美雨浸润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视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拯救中国之圭臬。
1915年启蒙运动兴起后，各种新主义新思想更使知识分子眼花缭乱，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潮蜂拥而至，迫使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比较作出理性的选择。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处于变动状态。
对民国初期实践的强烈不满构成了知识分子寻求思想超越的内在驱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怀疑和动摇显现出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历史必然。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集聚 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东方古老文明日渐式微，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思想传统逐渐失范。
因此，传统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遭到破坏，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得以成长，并形成群体取传统知识分子而代之。19世纪60年代起，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新式教育的诞生开始瓦解传统教育制度，知识分子在经学殿堂之外吸收到“声光化电”一类新知识的养料。
这就为催生新生代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表现出“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思想特征，但作为社会转型期的过渡，已经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
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又发生了群体性的转型，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等一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构成第二个新生代群体。1915年思想启蒙运动中，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脱胎成型，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经过五四运动而结成近代中国第三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前后新生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人物。他于1913年来到上海，通过商务书店的老乡熟人汪孟邹等的帮助，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以创办杂志为活动方式，广泛联络各地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像胡适、鲁迅、章士钊等人，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聚集在一起的。1916年底，他又到北京活动，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接上了关系，南方与北方的知识分子结盟成群，人员越聚越多，圈子越扩越大。
《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为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阵地，发挥着传播新思想的作用。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烈；他们绝。
3.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烈；他们成长于新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有的虽然接受过旧式教育，但经新思想的熏陶而与传统决裂；他们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怀有雄心壮志，追求光明，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性情激昂，个性鲜明，敢于挑战 权威，等等。 这些新的时代特征，使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先进群体。
五四运动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序幕，知识分子被新的思想所吸引，形成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
这个转变适应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社会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动向 1911年中国迎来了一场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以中华民国的新政制揭开了与世界近代化潮流相接轨的扉页。
然而，辛亥革命播下的种子并没有获得生长的土壤，曾经对西方民主共和充满憧憬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因为民国初年糟糕的现实而陷入失望和迷茫的困境。 鸦片战争以降，探索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一步步从“天朝帝国”的思想束缚中走出来，将眼光转向世界，努力从西方近代思想武库中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但是，当中国人沿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轨迹，拥有了“船坚炮利”，引进了内阁、政党、宪政等一整套政制，宣传了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社会面貌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观。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皇帝换为总统，王朝变成民国，奴仆改称人民，可社会依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深渊继续沉沦。
这究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之前，迷茫中的知识分子百思不得其解。 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总是与先进思潮相连，知识分子扮演着先进思想担当者的角色。
在先进思潮的嬗变中，知识分子不断进行着反省。首先是参照模式的反省。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最早吸引了知识分子的眼球，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是日本参照模式的临摹。变法运动失败以后，英美模式成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以英美为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革命夭折以后，法国模式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以激进的法兰西革命为榜样的思想启蒙运动继而登场。 其次是制度选择的反省。
基于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揭露和批判，知识分子确立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取向，然而，目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扭曲，知识分子的信心和理念开始发生动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李大钊的这段心语表达了知识分子对民主共和制度选择的怀疑。
第三是思想比较的反省。20世纪初欧风美雨浸润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视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拯救中国之圭臬。
1915年启蒙运动兴起后，各种新主义新思想更使知识分子眼花缭乱，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潮蜂拥而至，迫使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比较作出理性的选择。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处于变动状态。
对民国初期实践的强烈不满构成了知识分子寻求思想超越的内在驱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怀疑和动摇显现出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历史必然。 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集聚 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东方古老文明日渐式微，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思想传统逐渐失范。
因此，传统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遭到破坏，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得以成长，并形成群体取传统知识分子而代之。 19世纪60年代起，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新式教育的诞生开始瓦解传统教育制度，知识分子在经学殿堂之外吸收到“声光化电”一类新知识的养料。
这就为催生新生代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表现出“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思想特征，但作为社会转型期的过渡，已经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
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又发生了群体性的转型，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等一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构成第二个新生代群体。 1915年思想启蒙运动中，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脱胎成型，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经过五四运动而结成近代中国第三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前后新生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人物。他于1913年来到上海，通过商务书店的老乡熟人汪孟邹等的帮助，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以创办杂志为活动方式，广泛联络各地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像胡适、鲁迅、章士钊等人，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聚集在一起的。1916年底，他又到北京活动，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接上了关系，南方与北方的知识分子结盟成群，人员越聚越多，圈子越扩越大。
《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为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阵地，发挥着传播新思想的作用。 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
4.(21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由周润发主演的史诗电影《孔子》
(1)原因：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4分）
(2)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分）影响：确立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2分）发展到理学或心学。（2分）
(3)关键：薄敛节俭。（1分）地位：南宋以后逐渐成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2分）
(4)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利用孔子进行变法。新文化运动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旧道德，动摇了儒家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4分）
(5)批判、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2分）
试题分析：
(1)根据所学知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百家争鸣”的沃土上萌生了儒家思想。春秋后期，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丰富发展儒家思想，使其成为蔚然大宗；汉代，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儒家思想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神学化、正统化；宋明时期，儒学吸收佛道思想，完成了哲学化和思辨化的过程，从理学到心学，体现出了从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儒学逐渐完善；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对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凸显反封建的民主色彩。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世界文明史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2)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被汉武帝采纳，确立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3)注意关键信息“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 可知朱熹认为爱民的关键是薄敛节俭。这一时期儒学发展到程朱理学阶段，再次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南宋以后逐渐成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4)注意关键信息以及所学知识，“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出版了《孔子改制考》一书，打着孔子的旗号宣扬维新变法理论”“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呼吁人们推翻这人吃人的制度” ，动摇了儒家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
(5)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它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倡导的“三纲五常”的道德戒律束缚人们的意志和人格，促使保守、封闭的民族性格形成，不利于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形成；宣扬的封建礼教和束缚妇女的戒律，负面作用非常明显，宣扬的等级制度、愚忠愚孝更应该抛弃。对这些内容应该加以批判和否定。但是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道德意识、大一统思想、民本思想、和谐思想、义利观等，对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建立和谐社会都不无裨益。因此要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反对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总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5.求《南京
中国不会亡！ 点评：刘烨饰演的国民党军官彻底甩开以往银幕里如待宰羔羊般的神色，有了爱国热情和生存盼望的铺垫，口号式的台词也能婉转动人。
我下个月会把薪水按时发给你的。 点评：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先生会跟太太做出的承诺，哪怕是生死离别，他在乎的仍然是对太太和家庭的责任。
看上去无力的话，是支撑太太走下去的顽强力量。 朋友，我是良民。
点评：唐先生一遍一遍地教安全区的人们用日语联系这句救命符。国不强，民乃伤，日本士兵用残酷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拉贝先生，我去。 点评：小江的妖艳与个性是影片诸多苦难人物的异类。
她不肯为了躲避可能的伤害而毁掉自己的形象，却在挽救更多难民的“机会”前带头举起了手。伴随着脚腕上的铃铛声，小江最终死去，那一刻她的身体如此圣洁。
镜头下不屈反抗的国人，有明显的两类：拥有武装的军队，男人；普通百姓，包括家境尚可的知识分子、居家妇女，还有100位自愿牺牲的妓女——这将是肉体与情感的双重献祭，小江的“我去！”就包含了各阶层的群体性反抗，以及最底层人在反抗中的成熟与觉醒，更能彰显出反抗的力度。 “我太太又怀孕了。”
点评：用陆川的话说，中国人活着，是因为我们始终在抗争，且从未放弃。的确，在70年前的历史浩劫中，有拉贝的他救，也有无数受难者的自救。
处死唐先生的日本军官说，人终归要死的。没错，但唐先生告诉他，即便前人的肉身死去，顽强的基因却会承继给无数的下一代。
那句“我太太又怀孕了”就预示着国人的反抗不会在杀戮中消亡，反而会延续下去。这就是导演所谓的强大生命力。
如同结尾，小豆子手上的蒲公英，风吹四散，落地发芽，生生不息。 “Shoot me！” 点评：反抗最坏的后果，就是死亡。
但影片让我们看到了纵然是死亡，也可以有其尊严的姿态。无论是伪装救人的姜淑云，还是扛着手榴弹迎击坦克的陆剑雄们，都无惧死亡。
站起来，死得像个爷们！——死亡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抗！ 将来，我要娶她做妻子。 点评：除了表现国人的抗争之外，人性在战争中的嬗变也是陆川想要表现的主旨之一。
作为影片主观视角的日本军官角川，虽然背景资料寥寥，但我们能从他惶恐中带有柔软的眼神里看到未泯的良心，从随军妓女百合子的床上，看到了一个处男的窘迫与单纯。在南京这座地狱之城，再向前走一步，他就是兽，可角川却始终是人。
寄情百合子，既是为了安放他紧绷的灵魂，也是寄托一份对未来的希望。可惜在这尸横遍野的荒城，他天真的承诺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
所以，才有了得知百合子客死前线后，角川最终在狂欢庆典中的情绪溃堤。 活着比死更艰难。
点评：陆川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日本兵角川，难免招来非议。角川的自杀，以及这句台词，才能显示出导演对历史的关注。
陆川说，在《南京！南京！》里，需要有人带着思考死去。如果说，唐先生的死是救赎，那么角川的死，既是赎罪，也是解脱。
死去，是不是就一定万事皆空，这只有死过的人才知道，但身处暴行里的角川确实是生不如死。因为他活在魔鬼中间，却仍有人的怜悯。
怜悯让他射出了结束姜淑云生命的子弹，怜悯让他为百合子带去了罐头和糖果，怜悯让他给了小豆子生路。其实，他怜悯的对象也包括自己。
所以，最后，他将手枪对准了自己。
6.(13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1)可以（1分）。理由：材料一的观点是人民主权、社会契约（1分）；材料二的观点是三权分立（1分）；都属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内容。（1分）
(2)材料一史料价值更大（1分）；因为材料一是原始的（第一手的、直接的），或材料二是后人撰写（第二手的、间接的）（2分）
(3)作用：①从现代化范式看，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民主政治，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文化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2分）
②从整体史范式看，它反映了新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对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旧制度、旧思想的冲击，是西方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具体表现。（2分）
③从文明史范式看，“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的主张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欣赏尊崇的心态，欲以西方文明取代封建传统文化，尽管这种“移花接木”法体现出变法理论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但客观上使中国人的价值观由“传统人”进一步向“现代人”转变.（2分）
略
7.储安平与观察怎么样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与国门的洞开一般，充斥着沦丧的耻辱与救亡的迫切。
过去的研究较多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嬗变着眼。传统知识分子介乎朝廷与乡党之间，通过科举选拔制度形成一个调和国家与庶民矛盾、仲裁家族邻里事务的士绅阶层。
而新式知识分子即便不是留学西洋或负笈东洋，也多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接受过掺有西方文明因子的教育，其从事的社会工作从传媒、学校到银行、政府甚至军队具有高度的多元性。学者许纪霖从都市史入手研究知识分子，提出“乡村知识分子向都市知识分子转变”这一命题，为我们审视《观察》同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首先，从《观察》周刊的撰稿人群体来看，以“后五四”一代为主体，包括像储安平、费孝通、萧乾、吴恩裕等，并以“五四”一代为辅，包括像胡适、张东荪、任鸿隽等。 如果说“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或多或少与私塾、宗族、科举等富有乡村因素的历史文化存有暧昧的联系，那么“后五四”一代，作为《观察》撰稿人群体的绝大部分，已经从乡村大规模转移到都市了。
他们之中或许不乏像储安平一样从地方望族走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其成长经历是伴随着私塾的衰落、宗族的离析与科举的废止，海外学成归来以后目光也皆投射于新兴的城市。在《观察》1946-1948年之间所出宏宏五卷共114期中，仅有11篇为专论乡村问题的文章，而且出至第5期时，由于内战双方的胜败情势已渐趋彰著，一直以中间力量自居的自由知识分子连自身的前途命运尚难谋定，更遑论离他们千里之外的乡村问题了。
其次，从《观察》的受众群体来看，工商政学军为绝对主体，并且储安平自己也在报告书中强调“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并直言“在本刊的基本编辑方针上，中学生不在我们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观察》的目标读者乃是都市人群。
《观察》所谈得最勤的国共也好，美苏也罢，与挣扎在中国广大乡村腹地的民众所关甚少。“过去的精英有很重的乡土观念，多少还与农村保持着联系。
他们多少仍保持关心农民福利的传统。今非昔比，开放口岸中的实业资产阶级与知识阶层已大不相同；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以及深受西方影响的观念，使他们与农民的距离越拉越远，因而对中国农村与农业问题视而不见。”
当然，从一本杂志的运营规律而言它当然需要有清晰而精准的受众群体，一般是集中于特定的社会职业或地域范围。从《观察》的受欢迎程度来看，它作为一本严肃的政论刊物能够吸纳如此多元都市职业领域的读者已经堪称是一项奇迹，我们如果同时还苛求它能够打入乡村市场，那不免是求全责备。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啻《观察》，与它同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政论同人刊物如《新路》、《时与文》、《独立时论》等无一例外地把目光聚焦于都市而忽视乡村。造成政论同人刊物对乡村事务集体失语的深层次原因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 资源高度集中的都市与资源大量外流的乡村。
《观察》同人们绝大多数疏离乡村的生活经验日久，因此对乡村建设难有建言。即便偶有梁漱溟、费孝通这种热心乡村建设运动的行动型知识分子出来说几句话，国民政府也未必听，听了也未必能在重心缺失的广大乡村落实。
与之相比，“活动在大后方”的共产党则更懂得以简洁易懂的宣传标语与口惠实至的土改运动来凝结人心，夯实基础。譬如1946年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开设了《农民呼声》专栏。
解放区各报还将编辑部的同志们下放到村子参加土改运动，通过亲身体验来缩短报社工作人员同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距离。
8.什么是西方古老的世界观
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烈；他们成长于新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有的虽然接受过旧式教育，但经新思想的熏陶而与传统决裂；他们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怀有雄心壮志，追求光明，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性情激昂，个性鲜明，敢于挑战 权威，等等。这些新的时代特征，使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先进群体。
五四运动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序幕，知识分子被新的思想所吸引，形成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
这个转变适应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社会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动向 1911年中国迎来了一场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以中华民国的新政制揭开了与世界近代化潮流相接轨的扉页。
然而，辛亥革命播下的种子并没有获得生长的土壤，曾经对西方民主共和充满憧憬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因为民国初年糟糕的现实而陷入失望和迷茫的困境。 鸦片战争以降，探索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一步步从“天朝帝国”的思想束缚中走出来，将眼光转向世界，努力从西方近代思想武库中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但是，当中国人沿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轨迹，拥有了“船坚炮利”，引进了内阁、政党、宪政等一整套政制，宣传了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社会面貌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观。“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皇帝换为总统，王朝变成民国，奴仆改称人民，可社会依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深渊继续沉沦。
这究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之前，迷茫中的知识分子百思不得其解。 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总是与先进思潮相连，知识分子扮演着先进思想担当者的角色。
在先进思潮的嬗变中，知识分子不断进行着反省。首先是参照模式的反省。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最早吸引了知识分子的眼球，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是日本参照模式的临摹。变法运动失败以后，英美模式成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以英美为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革命夭折以后，法国模式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以激进的法兰西革命为榜样的思想启蒙运动继而登场。其次是制度选择的反省。
基于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揭露和批判，知识分子确立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取向，然而，目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扭曲，知识分子的信心和理念开始发生动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李大钊的这段心语表达了知识分子对民主共和制度选择的怀疑。
第三是思想比较的反省。20世纪初欧风美雨浸润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视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拯救中国之圭臬。
1915年启蒙运动兴起后，各种新主义新思想更使知识分子眼花缭乱，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潮蜂拥而至，迫使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比较作出理性的选择。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处于变动状态。
对民国初期实践的强烈不满构成了知识分子寻求思想超越的内在驱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怀疑和动摇显现出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历史必然。 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集聚 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东方古老文明日渐式微，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思想传统逐渐失范。
因此，传统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遭到破坏，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得以成长，并形成群体取传统知识分子而代之。 19世纪60年代起，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新式教育的诞生开始瓦解传统教育制度，知识分子在经学殿堂之外吸收到“声光化电”一类新知识的养料。
这就为催生新生代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表现出“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思想特征，但作为社会转型期的过渡，已经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
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又发生了群体性的转型，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等一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构成第二个新生代群体。1915年思想启蒙运动中，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脱胎成型，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经过五四运动而结成近代中国第三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前后新生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人物。他于1913年来到上海，通过商务书店的老乡熟人汪孟邹等的帮助，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以创办杂志为活动方式，广泛联络各地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像胡适、鲁迅、章士钊等人，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聚集在一起的。1916年底，他又到北京活动，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接上了关系，南方与北方的知识分子结盟成群，人员越聚越多，圈子越扩越大。
《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为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阵地，发挥着传播新思想的作用。 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烈；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