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打压

1.文化大革命受害知识分子有哪些

傅雷,与夫人双双上吊而死,原因是在他家里搜出了亲戚寄放在他家里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其子傅聪在此之前为艺术“叛逃”到法国,不知道当时他的心情是怎样的。(1966.9.3卒)

老舍,在太平湖畔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自沉于太平湖。(1966年8月24日卒)

刘文典,文革前期遭到批判,当时年事已高,且患病。当时文革尚出于初期,虽没有后来那么灭绝人性,但他的死有确实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伟大的批判造成的。(1958年7月15日卒)

陈寅恪,坚信搞学术的不应该参加党派,不加人共产党。动乱时期,藏书尽毁,为其心中最大伤痛。(1969年10月7日卒)

马寅初,昔日北大校长,坚持新人口论(即相当于计划生育),为当时政治所不容,在当时遭到批判,让他写检讨,承认自己错误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曾根据大量农村实际调查,写出一部百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本书虽然现在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的决定,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在作者的手中灰飞烟灭。(1982年5月10日卒)

2.现在有文化的人受人爱戴,历史上知识分子为何称为臭老九

因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起,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革命)、坏(人)、权(派)”的争论。这五类人,都是专政和改造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有“汉奸、特务、资本家”也成为专政和改造的对象。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知识分子也成为变革的对象。于是,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右、汉奸、特务、资本家”之后,称为“臭老九”。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极右思想的人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恶分子、右派、特务、汉奸、资本家之后,排在第九位。流入民间,对知识分子谑称“臭老九”。

扩展资料:

详细释义:

臭字人们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讨厌的意思。

9这个词很令人困惑。这始于蒙古和元朝的等级社会。明元是一个等级社会。从一开始到结束,蒙元政府按照其社会地位的不同,被人为地分为高低等级,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顾名思义,老九是第九级,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中分为第九级。

在“文化大革命”时,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厌恶。这个早已被淘汰的概念被复兴和升级,并在“老九”之前加上了一个“臭”。是更绝望的等待。

对于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顶文革时期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20年之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臭老九

3.1957年“反右”时知识分子到底向党提了什么意见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4月10日,毛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继续放手,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进一步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经中共各级的反复动员、说服和党报多次社论的号召、鼓舞,许多人开始信任共产党,打破顾虑,愿意“帮助党整风”。在短短时间里,全国各地召开的各类会议上,共搜集到针对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以及党员的数十万条意见。这些意见的核心是希望获得根据1954年制定的首部宪法中也保障的公民固有的民主自由权利,没有人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资格提出异议。文革结束后逐渐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要管党自己”等口号正是当时的一些意见中的内容。然而,13天之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定: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中有严重修正主义思想,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而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在发至17级以上干部的此文中,毛制定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表示,还要让右派们猖狂一个时期,让其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至6月8日公开号召全国反右,各级各地党委继续鼓动人们向党提意见,遂使更多人遭受“请君入瓮”的命运。毛本人事后在驳斥对他的批评时,把这一做法称为“阳谋”。右派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与“地富反坏”并列,但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受到降级降薪、劳改劳教、发配农村边疆、留职停薪、开除公职、只发生活费、关押监狱等处罚。

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大多经历了悲惨的命运。等到20年后中共给“右派”平反时,活下来“右派”只有10多万。

从1978年到1980年,“右派分子”绝大多数被平反,但仍有少数“右派”得到的是“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结果。这些人中包括中共中央认定的五名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认定的90多名“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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