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的一本书
其实必读之书应该是四书五经，不止一本
按照隋唐以来定型并逐渐流行开来的四部分类法，中国古代的典籍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
经部主要是儒家的经典。由《诗》《书》《礼》《易》《春秋》组成的“五经”，很早以前就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其后，又增至“七经”“九经”“十二经”。到宋朝时有了“十三经”的说法，它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又有人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来，与《论语》《孟子》相配研读，并为之作了详尽的注释和阐发，称为“四书”。此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四书五经”成了士人必读之书，这九部书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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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的一本书
其实必读之书应该是四书五经，不止一本按照隋唐以来定型并逐渐流行开来的四部分类法，中国古代的典籍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
经部主要是儒家的经典。由《诗》《书》《礼》《易》《春秋》组成的“五经”，很早以前就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其后，又增至“七经”“九经”“十二经”。到宋朝时有了“十三经”的说法，它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
又有人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来，与《论语》《孟子》相配研读，并为之作了详尽的注释和阐发，称为“四书”。此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四书五经”成了士人必读之书，这九部书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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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较古代士大夫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区别
古代知识分子一般称”士”。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经过夏商周时代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它居于四民之首，但又是贵族等级中最低的一级。”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士是贵族阶级的最低一层，而”士”的上面是‘大夫’下面则是所谓‘庶人’了。在森严的封建体制下，”士”的身份，因此也是比较固定的。”礼记中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尊崇的主要信条。即使不能治国、平天下，至少也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源于社会需要的特定阶层（或职业），其首要特点是拥有知识，并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决定自己的社会行为，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因此任何一种具体文明和特定社会发展下的知识分子所展现的特有性质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它不仅取决于所产生的社会基础，还取决于其所信奉的知识本身，这就是两者的主要区别，相同点都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下特定产物或职业。
4.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儒家士人有何不同
学界有一种说法称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思想上的“哲学的突破”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是说人对于他所属的现实世界发生了一种“超越的反省”，而代表“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是在这一“突破”以后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先秦的诸子则是这一“突破”的具体表现。（2）春秋末年战国初期是西周文化传统与社会转型现实的磨合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与现实的政治体制拉开一定距离的文化话语系统”，（3）是为“百家争鸣”。
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的“士”“思出其位”，周游列国，寻求职业，这批“游士”代表着中国史上知识分子的原型。儒家士人 集团正是其中的一支。
5.士文化与知识分子
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
汉儒说诗，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 毫无疑问，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
可以说、《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
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
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这是什么原因呢。
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
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以意逆志”说，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
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非美即刺。
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
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
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
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
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隋唐之时。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
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
一般说来。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外戚、宦官，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成为载道之具。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儒家工具主义文论。
6.求教文人、知识分子和国、共的关系,以及文学流派的政治派系
研究知识分子的书有：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大时代的知识人》
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谢泳《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书生的困境》
顾肃《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境遇》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书摘
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还是有其渊源和前身。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崛起，事实上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出现了书面的文字，它才需要一种特别的人，一种掌握文字的人来进行记录和书写。因为文字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符号，具有神圣性，受到大众的崇拜，因此这群懂得文字书写的人便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便是知识分子的雏形。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婆罗门以及僧侣等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另一因素是哲学的突破。雅斯贝尔斯指出过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包括古希腊、中国、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就被称之为“哲学的突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最终的形成，是和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的。只有在哲学突破以后，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获得了思想的形式。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远远还不是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从古代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统之中。如中国古代的“士”，就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成为“士大夫”。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教士来承担的，在宗教的系统里面求发展。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的前身，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不可能存在一种没有传统、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区别，就与他们不同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从语用学的意义上，要看置于什么样的结构中来运用。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过去中国教育不普及，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识分子。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门又将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算作知识分子。这是从教育背景上划分。但常识不一定是可靠的，它只是世俗社会中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一般的社会学家通常从职业或知识分工角度界定知识分子。一个最著名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 ……
7.中国近代史纲要论述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
1840—-1919:1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探索：（1）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
（2）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地主阶级洋务派为主，目标是“师夷长技以自强”。2 农民阶级的探索：以太平天国的洪仁玕为主，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
3 民族资产阶级的探索：（1）19世纪末的康梁变法为代表，提出改革的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
（2）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主共和的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3）以陈独秀等资产阶级激进派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以反封建抨击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主。
到了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五四运动（1919）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了。1919—-1949:1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的开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历了1921—–1923建党后，第一次工人运动的失败，开始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
开启国民大革命的高潮。2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发动南昌起义，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3 抗日战争后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4 抗战胜利后又取得新民主义的基本胜利，建立新中国。
以上探索的过程也证明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8.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儒家士人有何不同
学界有一种说法称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思想上的“哲学的突破”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是说人对于他所属的现实世界发生了一种“超越的反省”，而代表“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是在这一“突破”以后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先秦的诸子则是这一“突破”的具体表现。（2）春秋末年战国初期是西周文化传统与社会转型现实的磨合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与现实的政治体制拉开一定距离的文化话语系统”，（3）是为“百家争鸣”。
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的“士”“思出其位”，周游列国，寻求职业，这批“游士”代表着中国史上知识分子的原型。儒家士人 集团正是其中的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