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业内人士看来，正因为夏蜀的落马，并非直接出自富滇银行的业务，反而更凸显“治理惯性”魔力。
8月19日，云南财经大学保留副厅级待遇干部、富滇银行首任董事长夏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业内人士透露，夏蜀的问题并非直接源自富滇银行，而是与已落马的原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及“绿大地案”有关。
2005年3月至2007年12月，王建军由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空降”昆明，担任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在他离任后不到一年，绿大地财务造假案于2010年初爆发。
云南绿大地（现*ST交投，002200.SZ）财务造假案，是A股历史上首例因欺诈发行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其造假之系统、手段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堪称中国资本市场的“反面教科书”。
2007年，绿大地通过系统造假登陆中小板，上市前后四年间虚增营收、资产及资金流水，2011年案发后被认定为欺诈发行第一案。绿大地因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处罚金1040万元，董事长何学葵也获刑10年。
绿大地遭遇危机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云投集团）以2.75亿元受让控股权完成保壳。
而在王建军在云南监管局工作期间的2007年前后，夏蜀曾任云投集团副董事长和副总裁。2007年12月，富滇银行正式成立，夏蜀出任该行首任董事长，此后执掌富滇银行长达10年。
云投集团也是富滇银行第一大股东。时任富滇银行董事长夏蜀受云投集团提名，于2011年12月31日起担任绿大地董事，代表云投集团行使治理权，由此形成“母集团—金融平台（富滇银行）—上市壳公司”的云南国资协同链条。绿大地后续获得的委托贷款等资金支持，亦通过该链条实现。
图源：2023年太平洋证券关于绿大地生物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今年4月30日，王建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4个月后，夏蜀被查。
部分业内人士看来，正因为夏蜀的落马，并非直接出自富滇银行的业务问题，反而更能凸显“治理惯性”的魔力。
一家地方性城商行的首任董事长，往往决定了这家银行此后的治理风格与风险偏好。
富滇银行是云南省首家省级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之初，正值地方金融改革窗口期，省政府致力将其打造为“特色银行、精品银行，发挥地方金融对区域产业的撬动作用”。
作为筹备组组长和首任董事长，夏蜀或参与了富滇银行几乎所有制度设计：公司治理框架、授信与风控流程、资源配置取向。夏蜀的任期长达十余年，足以让这种制度痕迹，深深烙印在富滇银行的基因中。
然而，他的治理取向——对政商关系的高度依赖与资源性思维，早期有助于迅速扩张，但也埋下了制度性隐患。一旦政商关系深度交织，则内部风控容易被架空。
2018年夏蜀卸任后至今，这种“惯性”并未消失。相反，富滇银行中高层多名干部接连被查，形成“塌方式腐败”。
该行两名副行长孔彩梅和曹艳丽，总行金融市场部原总经理杨溢、投资银行部原副总经理孙军魁、小企业信贷专营中心总经理黄红松、不良资产清收中心副主任郑春华等中高层干部，以及普洱分行原行长王宾、滇池支行原行长邓秀伟等至少12名中高层干部相继落马，“总行—分行—支行”全线失守。
这一现象，被业内形容为“人走风未停”。换句话说，问题并未随着领导者的离开而终结，而是像长尾效应一样延续，折射出制度深处未被纠正的“灰色共识”。
这种文化一旦迁移到金融机构，便转化为对授信扩张的容忍、对合规边界的模糊，以及对资源分配的关系化依赖。
如果说内部干部的接连被查，是治理漏洞在机构内部的显影；那么股权拍卖、流拍，则是市场对同一问题的外部定价。
据拍卖平台信息，第五大股东福建信通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信通贸易）作为被执行人，其持有的富滇银行2亿股股份，将于9月15日进行公开拍卖。其评估价为7.34亿元，但起拍价为5.138亿元，仅为评估价的七成。
信通贸易目前被列为被执行人11次，执行标的高达21.08亿元，其实际控制人何旗此前多次上榜胡润百富榜。
富滇银行前十大股东中，第三、第四、第五、第十大股东均出现质押或冻结，合计涉及股份约5.3亿股，占富滇银行总股本7.9%左右。
图源：富滇银行2024年报
而此前富滇银行的股权拍卖，也出现过流拍现象。富滇银行的第二大股东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1年、2023年、2024年三次转让该行股权。2023年12月-2024年4月，其持有的富滇银行9亿股份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转让底价32.04亿元，但挂牌四个月无人接手。
富滇银行近年来虽也尝试过市场化改革，例如引入战投、推动零售转型，但效果有限。资本补充主要依赖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难以吸引外部长期资金。2024年末，其不良率回落至1.97%，仍高于城商行均值1.76%。
于是，内部与外部，出现了同频呼应。一边是反腐进度条不断推进，揭示出治理漏洞的顽固；一边是股权定价打折、流拍，反映出资本市场的谨慎与不信任。
两者互为镜像。治理缺陷无法消化，估值便难以修复。
富滇银行并非孤例。地方城商行在省域经济中的地位特殊，既要承担政策性金融任务，又要在市场化竞争中求生。
在这样的结构中，首任董事长的治理取向，往往奠定了长远基调。一旦这种基调存在瑕疵，风险就可能在多年后集中暴露。（阿尔法工场金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