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绛的书《洗澡》是写关于什么的
《洗澡》主要内容：
北平解放初期，长年躲在角落的“北平国学专修社”改名为“文学研究社”后，一下热闹起来，各种人才纷至沓来，有解放后仍留在国内的。
有从英美法俄归来投奔光明的，有作家，有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还有刚大学毕业的等等，不同目的，各怀心事，知识分子的种种心态、情状以及明争暗斗一一毕露无遗。
姚宓娴静深沉，聪颖有才华，本是名牌大学教授之女，因遭家庭变故，只能到图书馆做管理员。许彦成杜丽琳夫妇表面平安好和，实际上话不投机，没有感情。
许彦成则和姚宓在借书、还书、整书的过程中产生了感情。但很快“三反”，又称“洗澡”运动开始了，于是每个人不得不从自己的小圈子里出来，接受当众“洗澡”，又不免都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
扩展资料
《洗澡》是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士的经典代表作。作品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后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们的形象，展示了知识分子们思想改造的全程图。小说幽默诙谐，不亚于其夫钱钟书先生的巨著《围城》。
《洗澡》是一部描写了解放后知识分子们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即三反运动）的书籍。在《洗澡》一书中，杨绛女士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并将他们的外貌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吸引了许多读者的眼球。
作者杨绛女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和学者。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于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曾同钱钟书一起赴英国、法国留学，两人生有一女钱媛。
杨绛女士和钱钟书先生夫妇俩在中国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的著名代表作除了《洗澡》之外，还有《我们仨》、《干校六记》等等。
在杨绛女士幽默风趣的笔调下，新中国成立后某些知识分子们的虚伪、自大和勾心斗角的形象被刻划得栩栩如生。
小说凭借生动的情节，简练的文笔、丰富的内容和富有生活气息的氛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的思想壮志。本书通俗易懂，寓意深刻，是一部了解解放后知识分子门的思想感情读物。
《洗澡》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它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书中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第二部讲述了这些人需要“洗澡”的必要性；第三部则描写了“三反运动”中这群知识分子们各自不同的表现。
《洗澡》一书是女性的反击，是多年以后对《围城》的回应。人们往往只看到了钱钟书的万丈光芒，却忽略了杨绛的旷世才华。杨绛所著的《洗澡》，一点也不逊色于《围城》，而在反讽的写法上，甚至比其夫要更为高明些……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洗澡
2.知识分子的清高表现在什么地方
书，读来读去，感觉知识分子的清高是很害人的，害了自己不算还把自己一家人，甚至几族人都害了。知识分子若不清高，那又不像个知识分子；过于清高了又有点迂腐，所以清高也得有一个度，过了那个度就让人讨厌了。度是最难把握的，不光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握，就是大知识分子也难掌握这个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年轻时游历了汉朝的很多地方，收集了大量的史料，通今博古。父亲司马谈死后，他继任了太史令，汉武帝不能不器重他！但他却为李陵事件，激怒了汉武帝，以致遭到了宫刑。按说像司马迁这种并没在
家里读死书，而是边读书边行走的大知识分子，不应该不会察言观色，也不应该在朝廷上触怒皇帝，但他的正直和清高却在危难时刻膨胀了，以为皇帝不会对他司马迁怎么样，结果就遭到了腐刑。如果司马迁是退朝后，找机会向汉武帝说，汉武帝也许不会动怒，因为古代的皇帝并不是完全不把大臣的话当回事。但司马迁在为李陵将军辩护时，没有找对说话的时机，因而激怒了汉武帝。
这只是司马迁自己的事，司马迁并没把灾难带给族人。明朝初年，有一个忠心耿耿于建文帝极富盛名的大臣叫方孝儒，当了明成祖朱棣的俘虏，明成祖惜他有才，想笼络和安抚他，希望能为他所用。但方孝儒是根硬骨头，硬是不答应。明成祖召见他，方孝儒一身孝服地走进宫门，并嚎啕大哭。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封的燕王，建文帝是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朱元璋把帝位传给了孙子，明成祖把帝位从侄儿手中夺了过来。方孝儒是建文帝的重臣，方孝儒为表示自己对建文帝的忠诚，一身孝服地步入皇宫，一进门就大哭不止。好不容易待方孝儒哭完，明成祖客客气气地请他起草诏书，方孝儒先是不肯，后提起笔写了四个字“燕贼篡位”，便弃下笔，再也不肯动笔了。明成祖大怒，以灭九族威胁方孝儒。谁知方孝儒傲然道：“便是灭十族又能把我怎么样？”明成祖在历史上并非昏君，但按今天的话说，方孝儒不识相，把一心要善待他的明成祖惹得怒不可遏，当即下令杀了他的家人和族人，还下令把追随他的学生也杀了，将学生加起来就算十族了，一共杀了872人。
一句话，杀了872人。我看到这里，想了很多。这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光只是给自己带来灾难，给家人引来杀身之祸，还把自己的众多弟子也带入了坟墓，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太看重名节且太不在乎他人的生命了？名节这东西是很重要，古代的知识分子确实视名节如生命，像孔子的弟子子路，在逃跑的途中与敌人肉搏时，帽子掉了，子路觉得一个大丈夫的帽子掉了成何体统？就不顾对方的利剑，弯下腰去捡帽子戴帽子，结果被对方一剑刺死了。然而子路祸及的只是他个人，这不过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迂腐表现罢了。放在今天，知识分子也好普通人也好，莫说帽子掉了，裤子垮了也会跑的。命要紧啊，今天的知识分子看问题比古代的知识分子多几个角度，不会为拣一顶破帽子而命丧黄泉。方孝儒在明朝初年是很大的知识分子，地位极高，很受世人尊重，有很多“粉丝”，就跟孔子有很多弟子样。但他为了名节这东西，把全家人和全族人及他的弟子的性命都捎上了，这就让我感到迷茫，甚至想那种名节是否有必要遵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这种为“名节”而不顾一切的做法是神圣和伟大的呢还是太自私自利了呢？古代有很多知识分子为了“名节”都把自己的家人搭上了，三族、五族、六族的被诛灭，都是“名节”这东西害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古代的知识分子是视死如归的，这我丝毫不怀疑。但我也有点小困惑，那就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脑袋里是不是只装着他们自己？未必他们就不想一下家人的安危？放在今天，我来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凡是关系到他人的性命一事就是大事，就得慎重，哪怕牺牲自己的名节也应该做出让步，因为你的“名节”与许多无辜的生命牵扯到一起了你就得替别人作想！像方孝儒那样，为了自身的名节，让几百人跟着他殉葬，这是不是太看重名节和太自私自利了？
3.古代文人如何安放心灵
文人古时称“儒生”或“士人”，是当今我国对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按照古代的社会分工，士人应该从事“劳心者治人”的事业——“治人”是上乘大道。
由于历史的选择，中国古代文人有很强的做官意识，皓首穷经，为的就是把一腔才华贷于帝王家。但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金榜题名。多数人往往官梦难圆，或放野于山林，或泛舟于江湖，或躬耕于陇亩，或为僧为道，以诗言志，著书立说。
文人怀抱经纶大志， 期望科举仕途， 但在屡试不第后， 或出家修道、削发为僧， 或走上隐居不仕的道路。实际上， 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特点。是文人精神世界超越性的具体表现。
在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其核心是儒道互补。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上， 所谓“道”， 即“穷则独善其身”， 即道家的隐逸情趣结合儒家的“孔颜乐处”。历代那些潜居避世的隐士， 或处山林， 或在草野， 俱以不求闻达、不入仕途为其特征， 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这一层面。
4.如何看待《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索
浅谈《儒林外史》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启示在《儒林外史》一书中所描绘的大清王朝康雍乾盛世的背景下，作者刻画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或正面，或反面，把对于时弊的认识提高到了整个科举制度的认识，从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为直接的抨击目标，充分揭露它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摧残，谴责它造成了势力虚伪的社会风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舍着性命去求功名”，只有科举才是求官的“正途”！功名富贵，核心在于做官，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显现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
《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体现了坐着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出路和整体命运的观察和思考。所以这种批判必然导致对于所谓康乾盛世的全面否定。
从批判八股科举到否定功名富贵、抨击全社会的势利和虚伪；揭露八股流弊到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政，所以《儒林外史》的全部描写都在告诉读者：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出路。一般的读书人，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很难做到像王冕那样，决意功名而又衣食不愁。
而反观我们当代社会，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怎么样才算是知识分子呢？那时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一批文人。而现在不一样了，照《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说，像得到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亦或是科学家，也不一定算是知识分子。
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在中国当代也找不出几个知识分子，是非常苛刻的。而在海耶克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社会的背景，在康乾盛世，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束缚百姓的思想，控制他们的学术自由，采取各种政策，愚昧百姓，文人几乎没有任何出路。而我们现在的社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人民开化，思想开放，知识分子的出路更多了，能获得相对安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所以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加多样化了。
我们先看从政的道路，儒家思想是积极用世的，对于建功立名本身并不持否定态度，他反对的只是不讲文行出处的原则，寡廉鲜耻地去追求功名富贵。而《儒林外史》所讽刺的也只是口讲伦理，满肚子势利见识的假道学，对于真心恪守封建伦理规范的“真儒”则主要是肯定和赞美。
如范进从一个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变为科举制度的推崇者，中举前穷困潦倒，在科举制度的长期摧残之下，麻木空虚，中举后荣耀光彩，却连苏轼是何人都不知道，写出了当时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势利虚伪的社会风气。所以在我们现代社会，像“考公务员热”的温度持续不退，大家都想走向仕途。
其实追求功名也是非常正常的，是人都要食人间烟火，要生存也必须基本的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追求功名而不择手段，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要有骨气的，对于功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是最基本的，相对于一般人是更加高尚的，是追求节操的，所以不能因功名这些身外之物而丧失了自己的高贵的人格品性，知识分子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物质财富，既然身为知识分子，就不能过分被功名富贵所累。
我们再看学术研究的道路。传记中的王冕的形象被改造加工，写成了一个完全决意功名富贵，视功名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依旧维持着自己藐视权贵、孤高傲视的品格。
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吴敬梓也把这样的一个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形象作为芸芸众生做人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专心搞学术研究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和政治搭上边，认真钻研自己学术问题，以免被功名坏了心境。
一旦研究学术成为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它就基本远离了学术的崇高性，反而沦为了庸俗。但是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不仅要凭借着自己的才华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从而赢得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他真正的使命不在于这些身外之物，而是传承和发扬。
正如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进而涉及教育、民生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晚期腐败道和没落的趋势。虽然最后宣传和实践“礼乐兵农”的政治主张以失败告终，但是有了这样的先驱者，前一个倒下，更有后来人奋起直追。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命脉，失去了命脉，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打破，这个民族也就毁灭了。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人追名逐利，夺权夺势，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
整个社会所弥漫的是虚伪造作的雾霾，整个社会体制也难以培养出这样精英式的人才。继2009年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以后，中国也找不出第二位这样的国学大师了，原因何在。
